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：遵义会议精神

     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，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、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、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，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。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。

      ——2015年6月16日，习近平在贵州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的讲话
     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。彼时的中央红军，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.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惨重的失败，险恶的环境，使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严重怀疑和不满。
      1935年1月7日，红军占领遵义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。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、政治局候补委员，还有红军高级指挥员。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，列席会议。
      遵义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：在国民党军前后围堵的情况下，红军还要不要执行黎平会议决定，即要不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，以及如何摆脱追兵、取得战略主动。当时，蒋介石已经派薛岳率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，配合黔军前后夹击，形势严峻。刘伯承、聂荣臻首先提出北渡长江，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。会议讨论后决定，不再执行黎平决议，改为渡过长江向川西发展。

　　其次，会议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军事路线进行讨论。博古作总结报告，周恩来作副报告。
      博古、周恩来报告后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朱德、聂荣臻、彭德怀等先后发言，他们一致认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不当，负责人指挥失误。

　　经过三天激烈讨论，会议通过了《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，《决议》明确指出，博古、李德“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，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‘围剿’的主要原因”。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，“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（攻势防御），集中优势兵力，选择敌人的弱点，在运动战中，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，以各个击破敌人，以彻底粉碎敌人的‘围剿’。然而在反对五次‘围剿’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（或专守防御）代替了决战防御，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，并以所谓‘短促突击’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。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”。

　　此外，决议指出“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，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”。为此，会议决定：一、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；二、指定洛甫起草决议，委托常委审查后，发到支部中去讨论；三、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；四、取消“三人团”，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、周恩来指挥军事。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。会后，常委重新进行分工，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；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。由此，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、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，实际上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。

　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，其意义在于：

      第一，从组织路线上讲，经过长期的革命探索，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。尽管遵义会议并未明确表示由毛泽东负全党总责，但他被选为政治局常委，逐步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。

　　第二，从矛盾处理上讲，遵义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，树立了党内解决矛盾纠纷的范例。一方面，遵义会议对犯错误的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，并在组织上进行职务调整。另一方面，遵义会议没有单纯对某个人进行批评和斗争，而是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。

　　第三，从成果上分析，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伟大转折。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后，2月10日，向纵队科以上干部传达了决议内容，后来各军团又逐级下达，使红军战士充分了解遵义会议的内容。此后，红军四渡赤水，接着兵临贵阳，直逼昆明，巧渡金沙江，实现了北上川西的战略设想。

      遵义会议的召开，结束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，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，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，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。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，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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